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工资条例》历时多年，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出台，不仅在于劳资利益分配、同工同酬等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更在于对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会否侵害中国的竞争力优势以及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担忧。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短期通胀总水平的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相比CPI构成中食品和工业品两大类商品，劳动力成本(尤其是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类消费项目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第二是间接推动制造业产品价格上涨。但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

　　长期以来，我国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这不仅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也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步伐，但反过来看，生产要素价格的长期低估也是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低端化的症结所在。

　　从短期看，国家需要降税负让利于民。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税负较高，这直接导致非常高的经营成本。2005年，美国《福布斯》发表的年度“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以160位居全球第二。我们无法考证这些数字的全面性、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我国中小企业承担着高税收负担是个不争的事实。过重的税负不但增大了企业的负担，也挤占了工资上涨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种情况下，更多的还富于民还有很大空间。

　　而最根本的还是要由低成本驱动增长向劳动生产率驱动增长转变。事实上，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成本压力和竞争力，重要的是比较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如何把工资上涨当作一种倒逼机制也可能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国际经验表明，工资上涨并不能降低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反而可能成为结构优化的契机。根据日本的经验，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

因此，中国经济要从失衡走向良性平衡，本质上就是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中国未来几年将面临对劳动力重估的进程，中国是否能够以此形成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带动中国经济二次起飞是最为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