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向美国商业巨船的舵手们发出警示：风向正在悄悄发生改变。“美国竞争力研究项目”显示美国竞争力正面临严峻挑战，而根源在于制造业的相对衰退。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再一次高喊“制造业重回美国”，口号的背后是一项系统工程，美国要做的还有很多……

　　风向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近日，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教授团队由智慧之城波士顿出发，前往创业家的圣地硅谷。不过，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朝圣，而是要试图向这些美国商业巨船的舵手们发出信号：“海面依然平静，但风向正在(或者已经)悄悄发生改变。”

　　这次硅谷之行是哈佛商学院“美国竞争力研究项目”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该项目由哈佛大学商学院发起，致力于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经济及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之策。如果从更宏观的背景看，不难发现，这些行动都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社会上上下下进行深入反思的一部分。

　　“45%的被调研对象认为在未来三年内美国的竞争力会进一步削弱，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企业将难以为员工支付高工资和高福利(见下图)……”，这是2011年10月的一个调研得出的结果。被调研的对象是哈佛商学院近万名的毕业校友，他们分布在美国49个州和世界上121个国家的大中小企业，其中不少人已经是所在企业的重要的决策者。而正如上面的数字所显示，企业界对于美国的前景非常消极。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来自企业第一线的调查数字是极具说服力的。它们向美国学术界、商业界和政策界发出信号：美国的竞争力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根源在于制造业

　　媒体上每天都充斥着无数关于复苏美国经济讨论：有人说根源在于失业率高，但低就业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变迁;有人抱怨贫富分化加剧，但其实它只是结果而非原因;有人催促政府政策改革，可事实上政府和国会已经陷入僵局，而这僵局仅仅是美国经济大僵局的小小缩影……显然，这些讨论都没有切中要害。

　　美国竞争力下滑的真正根源在制造业。调研数据显示，企业界对美国制造业比其他行业要更为悲观。在过去的一年中，有57%的受访者考虑将企业迁出美国，而考虑将海外企业迁入美国的只有9%。

　　虽然制造业占整个美国经济的比重很低，但对于上下游行业的影响却非常大;特别是对技术创新至关重要。因为新想法、新发明更可能萌发于生产制造的过程中，而不是远离生产一线。

　　威利-史教授认为，一个典型的教训是电池制造：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大量美国企业将电子产品的组装环节外包之后，渐渐其他相关环节也开始外流，如电池制造;而现在，当电动汽车成为未来行业趋势的时候，电池则成了不少美国企业的制肘之处。

　　不断流失的制造业是美国竞争力面临下滑的症结所在。尽管经济学研究中习惯以第三产业的比重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但不可否认的是，制造业依然是，而且将继续是主要经济体的核心组成部分。

　　美国不可能像新加坡一样，以转口贸易立国;也不可能像毛里求斯那样以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这是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根本区别。除了少数以旅游为主导的小国经济和以转口贸易为主导的岛国经济外，制造业的强与弱、先进与落后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程度，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工，进而决定了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没有制造业的繁荣，就没有回升的就业，没有旺盛的旺盛，没有新增的投资，没有更新的基础设施……

　　难怪很多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来过美国的人，如今故地重游，感觉一切依旧。

　　制造业重回美国 不仅是口号

　　金融危机使美国人痛定思痛，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奥巴马政府迅速将产业政策的重心放在制造业上，喊出了“制造业重返美国”的口号。9月初在北卡罗莱纳州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奥巴马再次高喊这一口号，作为竞选下届总统的施政纲领，并获得了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心潮澎湃的欢呼。

　　然而，现实远不如这句口号欢欣鼓舞，而要真正将这一目标付诸实际则更比喊几句口号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

　　网上曾盛传过一段奥巴马总统和苹果总裁乔布斯的对话。其中奥巴马问乔布斯，为什么苹果公司一年销售数以亿计的产品不能回到美国生产;乔布斯回答说，呵呵，已经回不来了……

　　笔者在哈佛与一些教授同学的交流中，发现他们很多人习惯将美国现在的遭遇与八十年代的状况相比较。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受到了日本崛起的猛烈冲击，尤其是在汽车和电子产品等重要的制造业领域。

　　但事实上，美国现在的情况比八十年代与日本的竞争复杂得多。调研中那些考虑迁出美国的企业，他们倾向流出的目的地五花八门，涉及146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占了绝大多数;而且所在的行业非常广泛，而且出乎意料的是“研发和工程”(RD&E)类的占比高达42%。

　　如果说八十年代美国只有日本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的话，现在则是群雄崛起，四面楚歌;如果说当时在无奈之下可以动用“配额”、“广场协议”等手段以求逃脱的话，现在这些办法不灵了……

　　笔者认为，传统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所在，不可能轻易逆转。对于美国而言，未来制造业的回流也绝不可能是以往流出海外的行业简单地回归本土，而更可能是“制造业份额”的回流——即通过结构性调整，提振高端制造业，影响世界制造业格局，从而通过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环节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更多利润。

　　为实现这一调整，美国需要做的还有太多，从教育转型、改革，到劳动力成本和社会福利体系，再到税收激励机制设计。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这其中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结构。

　　作为电子游戏市场的领先企业，美国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首席执行官约翰-里齐特利亚诺称：2020年之前，艺电公司需要增加五千位工程师以满足业务需要，但其中一半以上需要到海外进行招募。“这与成本无关”，里齐特利亚诺进一步强调说，“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劳动成本高，而完全是因为供给不足。”

　　约翰-里齐特利亚诺这样的企业家们甚至等不及教育改革政策的出台，而迫不及待地将矛头直接指向吸引移民。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调整移民政策，从而吸引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年轻人留在美国，为美国企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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